香格纳劳伦斯的“下半场”

午后，上海西岸中环商业区香格纳画廊对面的咖啡店门外，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斜倚在阳光下，一如过去三十年每个平凡的日子。这位瑞士籍画廊主身着朴素的衬衫，骑着一辆 “老坦克” 自行车穿行于街巷的习惯似乎从未改变。

若无人点破，你很难认出，这位低调的欧洲人，正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荒芜到繁盛的重要奠基者。

 “在法国，年轻人在媒体上看到香格纳画廊的名字，会说：你还活着呢？” 劳伦斯的中文带着独特的韵律，将生死谈笑风生。

2025年12月，香格纳画廊成立三十周年，而劳伦斯的故事，几乎是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缩影。 

90年代的“拓荒者”

90年代初，西方艺术世界正为马蒂斯、毕加索的遗产沸腾，而劳伦斯选择了一条鲜人问津之路。

1988年，劳伦斯只身来到复旦学习中文与中国艺术史，1992年至1995年辗转香港 “万玉堂” 工作。他很快意识到：“香港不是终点，艺术家在大陆，灵魂在工作室。” 当时上海虽汇聚丁乙、薛松、曾梵志等日后声名鹊起的艺术大家，却无一专业画廊。

劳伦斯眼中的上海，像极了六十年代的纽约或巴黎，充满未知，却也充满可能。 

信任的建立向来不易。海外藏家认为 “中国大陆无真艺术”，本土市场则视当代艺术为天方夜谭。

劳伦斯记得当年余友涵作品香港标价两万美元，上海却仅售两千人民币仍无人问津。

然而劳伦斯从不急躁。没有正式展厅，就在波特曼酒店走廊挂上作品；没有请柬，就靠传真发出展览通知。二十份传真，竟能引来上百观众——尽管清一色“歪果仁”，口耳相传却成了香格纳最初的推广方式。

波特曼老乡总经理被他的执着撼动，无偿提供场地，只说：“你试试看，艺术需要机会。” 

生存哲学，慢即是快

劳伦斯身上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从容，那是瑞士人的严谨与上海生活智慧交融出的独特气质。

M50一驻二十五年，劳伦斯目睹无数画廊开幕谢幕，却始终相信：慢，才是真正的快。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批画廊收缩战线，香格纳反而在北京草场地开设新空间。

于劳伦斯，危机恰是播种季，艺术需要逆周期的胆识与眼光。他拒绝 “签断” 艺术家，坚持画廊不能替艺术家解决问题，只能陪伴他们成长。 

早年，劳伦斯骑一辆老坦克（自行车）穿梭于上海弄堂，一次次叩开艺术家工作室的门，从创作理想到生活现实，无所不谈。

三十年来，他合作的艺术家不过三十余位，选择标准从来不是市场热度，却是作品的独特性。如周铁海《中国绘画》系列，以幽默笔触解构东西方文化冲突，看似小众，却成为香格纳标志性收藏。

劳伦斯始终坚信，艺术不应沦为装饰，哪怕与登喜路（Dunhill）、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等品牌合作也坚持共创体验空间，弱化销售属性，强调真正的文化对话。

“花两块钱挣一块钱，才是奢侈。” 劳伦斯淡然道。

从“英雄时代”到多元共生

劳伦斯向我们敏锐地指出，中国艺术的生态正在发生结构性演变—— 90年代是 “英雄的时代”，艺术家如孤勇者，在封闭中创造奇迹；曾梵志《面具》系列从两千美元跃升至百万级别，背后是一代人文化身份的集体觉醒。

而到了2000年后，全球化浪潮涌来，香格纳曾经带领一代中国艺术家登陆巴塞尔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 终于从边缘走入主流。

面对当下，人工智能与多元文化碰撞正不断模糊艺术的边界，劳伦斯指出，年轻人通过屏幕看世界，而画廊的使命则必须成为 “脑内空间”，他说道：“不止是要展示，更要激发观众的思考。”显而易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不变的是需要与时俱进。

劳伦斯特别提到与尼日利亚艺术家阿玛拉奇·奥卡弗（Amarachi Okafor）的合作案例——奥卡弗曾师从非洲艺术大师埃尔·阿纳祖（El Anatsui），她的作品《美丽、仁慈、善良和爱》以烟蒂软木纸等回收材料创作，呼应了香格纳对跨文化对话的坚持。

“我们从未刻意追求国际化，但艺术本身会打破边界。好的作品自带航线，从尼日利亚到上海，只需一次共鸣。”

香格纳在上海的三处空间分别侧重实验、经典与公共性，北京空间则尝试 “非白盒子” 模式，让艺术融入日常。员工平均年龄二十余岁，劳伦斯鼓励他们 “与时代较劲”：“三十年前，我们教藏家什么是当代艺术；今天，藏家教我们什么是Z世代。”

而香格纳官网完整存档了1998年至今的每一场展览，劳伦斯视其为公共财产，他说未来需要一座美术馆，“打捞那些被遗忘的创作。历史不是英雄谱，是无数个体的微光。” 

面对未来，劳伦斯的态度开放而清醒：“我当然希望香格纳能继续，不过和前30年的踽行肯定不同，会有越来越多有趣年轻的艺术家和艺术工作伙伴加入进来。”

“这是一个充满重大而深刻变革的时期。香格纳正为接下来的 30年做准备，从一家管理较为集中的画廊逐步发展为拥有多处场所和多种身份的画廊，以更好地反映新时代背景下的多样性。”

香格纳画廊的30年历史，就这么听着劳伦斯娓娓道来，仿若弹指一瞬，又杂糅着无数粗粝的、鲜活的记忆碎片。于是，30周年庆的到来顺理成章。

“我原本并不真的想在这个变革时期举办相关活动。但后来当他们向我们举荐位于深圳平安大厦116层的顶层空间时，我还是决定要用它，那是一个与高度相关的好兆头。”

而那个更吸引我的，是展览的英文标题：THE RAMBLES OF A WANDERING ADAPTIST（一位四处游荡的适应主义者的漫游记）。

回首30年前，劳伦斯带着几位艺术家作品挂进酒店走廊；30年后，香格纳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地标。

于他，唯一不变的是初心：“当代艺术的危险在于未知，而魅力也在于此——它永远在提问，从不轻易作答。” 

正如劳伦斯所说：“画廊的终极目标不是规模，而是能否让一个15岁的孩子走进来，带着问题离开，然后开始自己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