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时尚界,盛夏的七月到八月是一段职场沉寂的时间。随着巴黎、米兰等系列时装秀的结束、品牌往往会推出一些季节性度假的胶囊系列和氛围轻松的庆祝活动……随之,人们开始为九月、为迎接下半年的购物季做打算,在这段平静的时期里大家相安无事、无意放出什么大新闻。因此,每年的七、八月间,几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但今年除外。2024年的夏天似乎不仅充斥着新闻、新奇事物和曲折,而且在八月假期之前,当设计师们都去度假时,裁员、公告、收购和项目似乎永无止境。巴黎奥运会掀起的宏大盛事,一不小心就演变成为了彻头彻尾的闹剧,以激怒广告商、开幕式视频被下架告终。我们没有任何主观的立场去多谈好与坏,我们的只言片语也无益于此。
但显而易见的是,愈加四分五裂的价值主张,正让人们之间的情绪变得更加脆弱、紧张。而生活本来并不应当如此。
设计师职业拼的是赛马
言归正传,在过去的一周里,行业中的谣言四起——John Galliano铁定将离开Margiela,下一站可能是Fendi或者Dior、Sarah Burton预计将去重振Givenchy、Kim Jones据说即将离开Dior、Thibo Denis可能会继续为Louis Vuitton设计鞋履,Hedi Slimane据悉也将离开Celine……
更不用说关于Chanel创意总监一职的疯狂猜测了。各种假设和理论不断涌现,越来越不切实际,越来越异想天开。令人想起人们对Alessandro Michele离开Gucci后铺天盖地的荒唐传言。
据传,Alessandro Michele曾准备加入至少10个不同的品牌,都是网友们的臆想。而在中国,前不久关于Vogue中国编辑总监一职的传言也曾关联到至少6位以上不同的人选。而Alessandro Michele担任Valentino创意总监的任命最终也驳斥了所有谣言。
用僧多粥少还不足以解释目前时尚行业的怪局,如果说市面上有五个品牌没有创意总监,那目前谣言中牵扯到的设计师几乎乘以几倍。
事实证明,现如今的“人事预测”成为像塔罗牌一般的算命游戏,更加凸显了设计师这个职业的快速流动成为一种新常态。而且,这个现象进一步表明,在如今这样一个明显不友好、且无情的市场中,创意洗牌也无法重振品牌的命运了,像二十年前的Tom Ford之于Gucci、John Galliano之于Dior、Marc Jacobs之于Louis Vuitton的局面再难复现。设计师之间的轮番跳槽不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行业新闻,也反映出大众如何看待这个停滞不前的行业——大家何尝不是寄予了一种更新换血的渴望?
身处谣言和澄清的旋涡中,重塑品牌的过程也变得愈加复杂,因为如今市场已经饱和,所有的品牌生态位置都被占据,各种价格带都已龙盘虎踞,所有风格都处于模仿与被模仿之间,这让人怀疑——品牌在消耗自身品牌价值之前,它的创意方向还能改变多少次?
例如,Peter Hawkings在Tom Ford掌舵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尽管他与创始人Tom Ford本人曾亲密合作了近30年。
他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行业媒体来说,这是因为与设计团队缺乏默契;对于商业评论人士来说,是因为品牌的财务表现令人失望;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因为内部压力导致扩张速度加快。
无论如何,Tom Ford品牌现在就面临着一种诡异的囚徒困境:如果指定的继任者与他的前任太相似,那么它是否势必要走自己的路?对于继任者的继任者而言(已经有人猜测他的名字),是选择重塑品牌还是让它保持原有的风格?
如果继任者做出改变,那还是Tom Ford吗?如果不是呢?除了销量之外,董事会对Tom Ford品牌的期望究竟是什么?
答案或许很简单、也很残酷——就是只期望销量。
“只要有效就行”,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无视品牌概念,也忽略了创意团队及品牌自身的核心精神,同时也低估了审美所带来的凝聚力。
据说,Tom Ford前任创意总监Peter Hawkings的继任者已经选定,就像法国时装屋Blumarine的下一任设计师也已选定一样(这不是猜测,预计很快就会公布),只是消息尚未正式公布。
但现如今给业内人士最直接的切身感受是,奢侈品牌的管理层普遍把创意总监之间的角逐视为赛马制——这在中国可能更广为人知,它最早源于电商行业的同类商家角逐,并被电商平台运营方视为提升效率的最佳方式,类似于“养蛊”。
这也造就了有史以来最没有耐心的董事会——只要品牌开始亏损或陷入瓶颈,整个管理层就会被替换,不管是身处何种高位,而下一任的人事选择逻辑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模仿最近业内的成功模式——想想有多少街头服饰品牌的创始人被任命负责历史悠久的奢侈品牌,他们都想复制Virgil Abloh在Louis Vuitton的成功,而他的继任者就是更彻底的明星设计师Pharrell。
不幸的是,这些实验案例鲜有成功,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商业逻辑压根就是拍脑袋的、缺乏远见与常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避险决策,每个人都避免承担最终的成败风险,催生了最保守、也是最平庸的决策。
在案例之中,Givenchy仍然首当其冲,事实上从Riccardo Tisci之后它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死胡同,亟待白衣骑士来拯救。在Bottega Veneta先后在Daniel Lee和Matthieu Blazy的带领下实现双重繁荣之后,大批Phoebe Philo的前弟子被提拔,试图复制这种“Phoebe Philo”效应,例如在 Ferragamo,但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Phoebe Philo本人的品牌也只是叫好不叫座。
随后,业内就出现了“二把手上位”的人事调整趋势,即内部提拔的创意人员,比如原有的训练有素的设计师,他本身默默无闻,但能从产品开发角度来做好专业工作,比如消除街头服饰和基本款标志单品的平庸,最终将产品、质量等等还给消费者。
然而,这种方法却无异于将时尚从热火中拉入冰库里,因为对极简美学的追求已经迅速转变为更强调商业,那也意味着设计的千篇一律。
除此之外,管理层面对每位新设计师,往往都下达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使命——比如,在几个月内奇迹般地提振销售,以及提供一个与之前不冲突的全新品牌形象、口号以及愿景。最后,要求你每六个月、甚至每一个季度都复制一遍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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